海临口述史档案中心离海很近。
第一次团队介绍时，我站在会议桌前，名字卡在第二个字上。
过去谢知原会很自然地替我接下去，再用一句玩笑替我圆场。
这里没有人开口。
主持人只是暂停计时，把水往我面前推了推。
我用了将近一分钟，才说完姓名和工作方向。
掌声不算热烈，却很整齐。
我的第一位受访者姓梁，是一位听力衰退的老木匠。他戴着助听器，总要歪过头才能听清问题。
我怕耽误录制，提前写了十几张采访卡。
真正坐下后，第一个问题仍旧卡住。
梁师傅没有替我猜，只把助听器声音调大。
“你慢慢问，我也慢慢听。”
那天的采访比计划多用了两个小时。
声音修复师程砚坐在设备后面，全程只提醒过一次：“底噪有些大，要不要暂停？”
我点头，他便停下设备。
没有人因为我卡住，擅自决定我下一句要说什么。
整理素材时，我丢掉了写满固定问题的卡片，只留下一张空白采访卡。
周岚替共同朋友打来电话，说谢知原暂停了工作室项目，正在找我。
我握着手机，听见那头劝我：“他已经把婚礼手卡全烧了，你至少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”
窗外潮声很重。
“我不是说不出话。”
我停了一下。
“我只是不再对他说。”
夜里，我仍旧会下意识点开旧聊天记录。
谢知原最后一次发来的语音只有三秒，背景里没有声音。他大概按下录制，又什么都没说。
我没有播放第二遍。
一周后，我独立完成了梁师傅的采访文本。发表页上，作者栏第一次只有我的名字。
打印机刚吐出最后一张纸，前台便来通知。
“姜老师，有位姓谢的先生找你。他说，不会进来打断采访。”
我隔着玻璃门看过去。
谢知原站在海临入冬的风里，手里拿着那支银色录音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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